梅新育
 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,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佈的“383”改革方案總報告,以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刊發於去年10月1日《比較》雜誌上的課題研究報告總結《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》在媒體上爆紅,這背後除了公眾對新改革方案的期待與好奇之外,還有更複雜的因素。
  其中不能排除一些人希望在三中全會前夕影響輿論,推動民眾與決策者的想法向他們希望的方向發展。正因為如此,同時廣泛傳播的還有對這兩篇材料的過度解讀和選擇性解讀。
  之所以說是過度解讀,因為“383”改革方案總報告只是國研中心向三中全會提交的參考報告之一,並不是全會唯一參考資料,更不是全會報告本身。之所以說是選擇性解讀,是因為劉鶴的文章總結了十點結論和三條建議,但媒體僅僅突出其中比較符合新自由主義胃口的半條結論——“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,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,也放鬆了自己的奮鬥決心,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”;卻抹煞了非議選票政治的另外半條結論——“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,政府傾向於更多地採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”,更完全無視另外幾條與新自由主義教條根本相悖的結論——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對危機的責任,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,大眾心理都處於極端的投機狀態,等等。對於這樣的選擇性解讀,我相信“中國不會犯顛覆性錯誤”。
  與此同時,在民間資本特別是投機性資本規模已相當龐大的背景下,上述過度解讀和選擇性解讀得以掀起如此輿論熱潮,離不開投機性資本圍繞這一題材的操縱炒作。他們製造題材的逐利動機與政治性圖謀一拍即合。
  製造題材是投機性資本運作的基本特點,政府政策從來就是所有國家投機資本炒作的重要題材,即使高舉“自由放任”旗號的美英等國也不例外。由於中國政府決策與執行能力強大,中國市場和海外市場炒作“中國概念”資產時尤其喜好政府政策題材。從早年借電信市場政策變動炒作海外上市中國電信股,到前幾年外匯市場數次上演的“成思危效應”,到前不久炒作“上海自貿區概念股”,再到這回炒作“383”報告和劉鶴的文章,投機性資本逐利的基本原則一以貫之,炒作手法則從早年的炒作國內官員、政府研究機構人員的隻言片語,逐步發展到現在過度解讀和選擇性解讀官方研究機構報告。
  如果說最初炒作中國政策題材者大多數是中國本土資本,隨著中國市場的擴張開放和對國際經濟影響力的上升,關註中國市場的海外資本與日俱增,他們對炒作中國政策的參與也日益深入。一旦其炒作引發大批市場參與者的非理性盲從,投機性資本就獲得了成功;如果其炒作與政治勢力的圖謀取得共振,他們成功的概率就會大大提高。
  投機性資本的本質不會改變,民眾和決策者能做的是增強辨別能力,避免盲目跟風,避免自己的判斷與決策被綁架。須知爆炒後市場上留下的通常是一地雞毛。上海自貿區消息公佈後,自貿區概念股一路飆漲,但到自貿區正式掛牌前夕卻出現較大幅度下跌。決策者尤其要時刻清醒,決策立足點應是可持續的長期利益,而不是短期利益;應是實體經濟部門的可持續發展,而不是投機性資本易反易覆的一時歡呼。我們要保持改革的勇氣和魄力,但不必對“改革紅利”之類概念的熱情追捧者過度興奮。最喜歡爆炒這些概念的多數是房地產、金融等資本市場玩家,因為他們能從“制度套利”中大發橫財,所以他們特別熱衷制度的“改革”。實體經濟的實幹者最需要的則是穩定可預期的環境,而不是高頻率的折騰。一個大國的安身立命之本只能是實體經濟,而非資本游戲。▲(作者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)
(編輯:SN09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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